准确把握重庆统战文化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质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理论学习中心组

来源:市委统战部网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 2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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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战文化既具有统战文化所固有的广泛性、包容性,又具有中国统战文化所蕴含的爱国、团结、民主、和谐等核心理念,还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重庆具有悠久的统战历史、光荣的统战传统、深厚的统战底蕴、丰富的统战实践,在党的统一战线大格局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战文化。陈敏尔书记要求,要让重庆统战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市委常委会2019年工作要点、市政府2019年工作报告中把重庆统战文化作为本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要求要挖掘统战文化内涵。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重庆统战文化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重庆统战文化是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与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结成政治联盟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革命文化,隶属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于重庆本土文化,主要由重庆多党合作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宗教和顺文化、党外知识分子报国文化、阶层信义文化、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组成。重庆统战文化既具有统战文化所固有的广泛性、包容性,又具有中国统战文化所蕴含的爱国、团结、民主、和谐等核心理念,还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质。

具有鲜明的政治引领性。重庆成为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地,始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几十年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在这里领导和开展统战工作。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以博大的统战胸襟、高超的统战智慧、娴熟的统战艺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为全党树立了统战工作的光辉典范。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丰富了党的统战理论方针政策,领导开展了大后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极为重要的统战工作,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同志主政中共中央西南局,明确提出“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战理论与实践探索,已载入党的统一战线光辉史册。重庆直辖以来,市委历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陈敏尔书记明确要求重庆统战工作要走在全国前列,持续推动重庆统战工作初步实现了“争创一流、走在前列”的目标,持续推动重庆成为全国统一战线开展传统教育、深化政治交接、凝聚思想共识的首选地。

具有鲜明的战略坚定性。统一战线是党的战略方针,而不是权宜之计。坚定不移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一切以大局为重,在重庆体现得尤为突出。“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判断“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十分担心南方局干部在重庆的安危,电令“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但周恩来冷静分析认为“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反复向中央陈述“我要坚持到最后”,争取时局好转。待党中央同意后,南方局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又“相忍为国”尽可能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从政治上击退了反共高潮,团结教育了中间势力,维护了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中,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抛弃个人恩怨,与曾经炮制“伍豪事件”、污蔑其声誉的张冲化敌为友,致使张冲在皖南事变后“感觉没脸见人”,痛骂国民党内反共顽固派是“奸”。邓小平同志主政中共中央西南局期间,担负着解放西藏的重要任务,他坚定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坚决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和平解放西藏起到了巨大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新时代,全市统一战线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咬定目标、坚韧前行,助力完成三峡工程百万移民、振兴老工业基地等党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众志成城、持之以恒地为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凝聚智慧和力量。

具有鲜明的历史开创性。重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地、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发祥地和“政治协商”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民盟、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建、九三学社在重庆相继成立。抗战胜利后,着眼和平民主建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号召“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同国民党开展了艰难的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力促“旧政协会议”召开,开启了各党派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历史先河。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在全国率先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率先成立省级工商联组织。改革开放后,重庆在全国率先举办民主党派暑期谈心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38年。直辖以来,重庆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区县党委统战部部长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率先探索安排优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主席、政协副主席,率先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等,建成全国唯一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并成为中央大统战系统多个单位的全国性教育基地,率先实现省级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委员会全覆盖,率先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接待日制度等。总之,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庆统一战线始终紧扣历史使命,不断探索创新,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在重庆发展进程中,统一战线不断汇聚一大批社会进步力量,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抗日战争时期,为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戏剧演出运动,不少话剧团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几年中上演剧目达200余个,郭沫若创作的《屈原》更是轰动一时,对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民众、增强民族自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重庆解放后,西南最大的百货商店宝元通公司主动提出整体转变为国营企业,成为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的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重庆著名实业家胡子昂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企业及华康银行的所有股票,用于支持新中国建设。重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没有一个民族资本家外迁,没有一分民族资本外流,这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改革开放初期,参加“五老火锅宴”的胡子昂、古耕虞响应中央“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号召,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卢作孚之子卢国纪积极响应、主动恢复民生公司,后来又将公司70%的股权捐给国家,30%的股权收益捐给教育事业,始终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具有鲜明的大义共担性。重庆统一战线历来有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担民族大义的光荣传统。1938年,“中国船王”卢作孚指挥宜昌大撤退,以民生公司毁损轮船90余艘、伤亡职员近200名、经营损失400万元以上的巨大代价,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为中国坚持抗战直到最终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被称为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卢作孚就是其中之一。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36位党派成员、归国华侨为了新中国英勇就义,他们的鲜血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淌在一起,把生命和信念共同凝结在伟大的“红岩精神”之中。新时期,民盟盟员、重庆大学教授雷亨顺,夫妻双双患上癌症,他仍坚持长期深入三峡库区调查研究,十几年如一日为“消落带”治理殚精竭虑、献计出力,为共同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耗尽了生命。

具有鲜明的资源富集性。重庆统战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是全国首个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民主党派领域有民建成立旧址、农工党中央机关旧址、宋庆龄故居、潘文华公馆等,民族宗教领域有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旧址、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旧址等,港澳台侨领域有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台湾光复纪念碑等,无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领域有郭沫若旧居、张伯苓旧居、老舍旧居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有卢作孚纪念馆、胡子昂旧居、刘子如纪念地等,共计180余处。这些旧址集群涵盖了统一战线各领域各方面,具有完整性、代表性,在全国具有唯一性、独特性,是弘扬党的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重要历史见证,更是一份极为宝贵的统战光荣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特别是已经建成开放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藏文物24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3件,内存史料150余万字,历史资料图片1500余张,成为全国统战系统唯一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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